个阶段， 吉迪称之为“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

当然，殷商时代已经超越了 “早期国家”，王权相当稳固，人祭 数量也极高，所以吉迪补充说，一旦人祭体制化，统治者将不得不长 期维持战争行动，以保证人牲的来源，这也是殷商一直努力捕捉羌人 献祭的原因。24吉迪的论文并不涉及“早期国家”阶段，所以他的结 论有些简单化，本书将在“人祭繁荣与宗教改革运动” 一章对此进行 分析。

人祭只是本书的部分内容，华夏文明初创期有很多重大现象需要 关注，比如，兴起于河南洛阳的二里头-夏王朝，其农业基础并不是 华北传统的旱作粟米，而是源自长江流域的水稻，显然，南方灌溉农 业对中原文明有重要意义。换句话说，南方的水田灌溉农业虽然没能 在本地生发出文明，却引发了华北的文明进程。

四千年前，华北地区的小型古国此起彼伏，但只有二里头成长为 早期王朝。二里头一夏的政治疆域虽不大，也不以扩张见长，却偏偏 是它初步解决了在国家内部实现稳定统治的难题，而这很可能源于青 铜技术提供的支撑。

商与夏则完全不同。从建立初期，商就进入疯狂扩张模式，促发 了很多超出我们认知的现象，比如，早商时代就出现了巨型仓储设施， 其规模到殷墟、西周乃至春秋都无法超越。可以说，其超前“现代化” 的程度足以比肩秦汉。

再比如，商人并非一直沉溺于人祭，商王室内部曾经有过不杀生 的宗教改革，但此举引发了激烈的内战，致使商朝中期一度陷于解体, 尔后又再度复兴。这其中，从异文化引进的马车技术成为广域王朝的 统治基础。商人崇尚暴力和威权，这种文化性格在甲骨文字中有诸多 反映，只不过在现代汉字中多数已被遗忘。

目前，借助考古认识上古社会的工作只是刚刚起步，还难以给那 个茫昧幽远的时代归纳出简洁的“规律”。不仅如此，商纣王、文王周昌、 武王周发、周公，甚至孔子，这些史书中的名人以及那些我们曾以为 熟悉的先祖往事，有些也在考古发掘中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难以 理解。

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 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

附录：上古人祭行为的分类

考古现场会发现各种非自然死亡（他杀）的尸骨，但不一定都属 于人祭。

广义的人祭，可以界定为出于宗教理念而杀人奉献给神灵的行为。 这里的神灵包含上帝（帝和上帝在商人甲骨文中多次出现）、各种自 然神以及尊贵的死者亡灵。把人奉献给神灵的原理，可能是贡献食物， 也可能是贡献仆役或性奴等。在人祭遗迹中，这些不同的目的都有所 体现。

人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一，把人夯筑在地基内，用作建筑物的奠基，可称之为“人奠基”。 其原理可能是把人奉献给土地之神，用以交换神对建筑物的护佑，以 及通过施展巫术，被杀者可能也会变成守护建筑之鬼。

二，把人作为食物或仆役献祭给神或祖先之灵，这是狭义的“人 祭”。

三，把人作为殉葬品埋在主人的墓穴内，可称之为“人殉”。其 原理可能是当时的人们认为尊贵的人在死后会变为神灵，所以在去往 神界的旅途中要给他（她）带上一些仆役和食物。

注释

1 黄展岳：《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75页。这三座

多人祭祀坑分别是后冈h10、大司空村祭祀坑和小屯南地h33,其中，后 冈h10和大司空村祭祀坑属于殷墟末期，小屯南地h33祭祀坑的时期则不 详。相关发掘报告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 ）》, 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65页;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大司空村殷代杀祭坑》， 《考古》1978年第1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 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 ），科学出版社，1995年。

2 郭沫若：《安阳圆坑墓中鼎铭考释》，《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3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

1961年第2期。

4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 ）》，第279页。以下关于 h10祭祀坑的基本内容主要见于该书，不再详注。

5 在考古发掘报告中，“h”是“灰坑”的简称，灰坑多数是古人的垃圾坑，但

也可能是储物窖穴、祭祀坑等，因为在发掘坑的表面时，考古工作者还不容 易了解坑的具体性质，一般要发掘到底部才能判断坑的具体用途，所以多笼 统命名为“灰坑”并编号，但最初赋予的编号一般不再修改。类似的简称， 还有房子（f）、墓葬（）和井（j）等。

6 贝，甲骨文作c9,见《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