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还带着鼻音，“那你呢,宁宁？”

她说：“我留在这里。”

未免刘桂芳不明白，她直白地解释,“祥弟连家务都不愿意做，他留在北京，也不会打工给家里寄钱的。靠他维持我们全家的生活，我们迟早得喝西北风。”

刘桂芳心里其实也隐隐明白这一点，此刻被祝婴宁点出来,唯有沉默应对。

“他周末回家，该做的家务就让他做。

阿妈，我知道你辛苦，可你的辛苦不完全是别人造成的，是你自己不放过你自己。你不愿意让祥弟承担他那一部分职责，而是替他扛了，所以他的心才会那么飘，所以你才会这么累。”

“可他毕竟……”刘桂芳情不自禁想辩解，说到一半，又觉得无从声辩，叹了一口气，“唉……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以后，祝婴宁没有马上放下话筒。她听着里面传出的连续不断的忙音，心中五味杂陈。

偶尔有些时候，祝婴宁觉得自己阿妈是个强势的女人，当有人触犯了她脑海中根深蒂固的金科玉律，她总会奋起维护那些铁则，可绝大多数时候，阿妈又表现得软弱没主见，像没有根的植物，只能牢牢抓住她的丈夫和孩子。

说她重男轻女吗？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就算祝婴宁再不想面对，经历了这些事，盖在重男轻女上的遮羞布也已经被一双无形的手撕得粉碎。

可真要说刘桂芳是什么恶毒至极的人，她也无法下此结论。

刘桂芳没有正经上过学，只在十岁那年读过半年夜校，学习简单的数字和拼音，学到买菜能算账、去便利店能分清酱油和醋的程度就没有再学了。

二十岁那年，她嫁给文化程度和她不相上下的祝大山，二十一岁时生下一对龙凤胎，村里人人都说阿芳的肚子真争气，一胎儿女双全，省了多少力气。那段时间是刘桂芳最风光的时候，也是她出生以来唯一一次获得那么多称赞。

可没高兴多久，现实的难题就接踵而至。

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总要吃奶吃饭吧？为了养家糊口，祝大山不得不外出打工，留下刚刚生育完的刘桂芳独自一人在家拉扯一双儿女和一对公婆。

带小孩本来就心力交瘁，带龙凤胎小孩尤甚。也许是同胎间的心电感应，也许仅仅只是因为位置挨得近，容易相互影响，总之——只要其中一个病了，另一个不出两日，必然也会患上同样的病，只要其中一个哭了，另一个无需多时，也会跟着嚎啕大哭，只要其中一个饿了，另一个肯定也嗷嗷待哺。

孩子一闹，生来喜静的公公就要发飙，骂她是蠢儿媳，连孩子都带不好。婆婆也会在一旁附和，说自己当年连生四五个小孩都不至于像她这般手忙脚乱，再慨叹一下年轻人真是一代比一代不能吃苦，公公点头，深以为然，紧接着又催婆婆煮饭。

日子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

等孩子们大到可以上学了，祝大山特意请长假回了趟家，开始商讨孩子们上学的事。

那时村里的人仍处于半醒未醒的状态，很多人听说外头在宣扬男女平等，女孩也该接受义务教育。大多数人觉得这是无稽之谈，女儿终归是要嫁人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供她上学有什么作用呢？还不如留在家里种种田，帮忙带带弟弟，在嫁人前尽可能发挥出劳动价值。

上头派人下来给村民做思想工作，结果多说多错，支书甚至被村民用粪铲打了出来。

思想工作做到祝婴宁家时，支书语重心长：“大山啊，你是在外头跑过的人，你跟村里的人不一样，你肯定知道城里的女孩都跟男孩一样上学念书。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只有跟上大城市的思潮，我们山里年轻的这一代才有可能走出深山，才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