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富农们则通过控制生产资料和借贷关系，不断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

这种隐形的剥削机制，远比直接的压迫更加难以察觉和打破。

它实质上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农奴制度，只不过用经济枷锁取代了传统的身份束缚。

与林恩老家那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社会不同，这里的群众工作需要格外审慎。

任何冒进的改革措施都可能适得其反，让本就饱受剥削的贫农误以为新政权是要来夺取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因此，必须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既要揭露村社制度下的残酷剥削本质，又要让贫农们切实感受到生活改善，才能赢得他们的真心拥护。

高尔加索方面军虽然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控制了新占领的库班、捷列克和斯塔夫罗波尔三州。

表面上看似没有遇到大规模反抗，当地民众似乎平静的接受了新的统治政权。

但林恩深知，这种单纯依靠武力威慑建立的统治体系，既无法充分释放地区的生产潜力，也缺乏长期稳定的根基。

而单靠宣传口号也同样难以赢得民心。

这就和毛子的十月革命一样。

布党采取“城市中心论”的夺权策略，通过控制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中心城市的上层建筑，就以为能够实现对全国的统治。

当他们推翻沙皇政权、镇压大贵族后，仅凭几封通电就宣称掌握了全国政权，各地看似都默认了这一事实。

但广大农村地区实际上都处于政治真空状态。

历史证明，布党当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们机械的照搬老马“只有工业无产阶级才能领导革命”的理论，将其奉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完全无视了俄国作为农业国的基本国情。

布党将全部革命资源都集中投入到仅占人口15的城市工人阶级身上。

而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采取了近乎漠视的态度。

他们始终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农民则是“不可靠的同盟者”。

夺取政权后的六年里，整个俄罗斯大地陷入了一场血腥的“全俄吃鸡大赛”。

白军、红军、绿军、民族分离势力等各方力量为争夺统治权展开了惨烈的厮杀。

尽管布党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极其沉重——整个国家几乎化为废墟，数百万人丧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而在这几年里，列宁其实也意识到了老马早期革命理论存在的严重滞后性。

那种教条式照搬老马的理论、忽视俄国农业国情的做法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为此，他及时反思并调整策略，推行新经济政策，试图修复与农民的关系。

然而布党多数人却仍固守教条，竟将这种调整视为“工人阶级暂时对农民的妥协”。

随着列宁的逝世，布党失去了最后的权威仲裁者。

党内各派系陷入激烈的路线之争，列宁晚年强调的“维护工农联盟”的重要思想被完全抛诸脑后。

而忽视农村群体的隐患却是一直都在爆发。

在整个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反抗浪潮从未间断。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本应属于革命同盟军的贫苦农民。

仅仅因为生计所迫需要向富农借贷或受雇于富农，就被布党武断的判定为“革命立场不坚定”。

这种脱离实际简单粗暴的阶级划分，将大量本可争取的农民群体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直到乌克兰大饥荒这场人间惨剧发生后，通过极端手段才最终实现了农村地区的“稳定”。

有了毛子的前车之鉴，现在的林恩可是一点都不敢忽视农村地区的基层建设工作。

他可不想来等以后又来一场“全露吃鸡大赛”。

尽管新占领三州总面积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二千五百万，拥有极其丰富的潜在兵源。

但即便面对高加索方面军扩编的迫切需求，林恩依然下达了严格的禁令——绝不在新占领区实施征兵政策。

他也没有从人口相对匮乏的高尔加索地区征召青壮入伍，而是坚持从后方稳固的切尔尼基辅与萨尔斯地区调集兵源。

一是因为后方地区的民兵队伍经过长达四年的系统化训练，参与了多次榕树空间实战演练，其战斗素养和纪律性都达到了正规军标准。

这些训练有素的民兵可以直接编入作战部队，无需再进行基础训练。

其次，新占领区的群众基础尚不稳固。

如果冒然实施征兵政策，很容易被当地民众误解为“抓壮丁”的强制征召行为，这将严重损害新生政权在群众中的形象。

林恩深知，在这种敏感时期，任何操之过急的政策都可能会引发难以预料的社会反弹。

更重要的是，在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往往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

如果